抗日战争中的乌审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将内蒙古东部地区纳入伪满洲国，魔爪很快伸向了西部地区。在派遣特务扶植锡林郭勒副盟长、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封建蒙古王公建立亲日自治政府德王傀儡政权的同时，日伪军从1933年5月开始就企图从多伦、红格尔图、百灵庙等处突破防线，侵占绥包，均遭重创。但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三个月，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除鄂尔多斯地区和阿拉善外，都相继沦陷日本侵略者之手。

1937年10月14和17日，归绥（现呼和浩特）、包头相继沦陷。日军一面跨过黄河占据沿河地带，不断向鄂尔多斯地区纵深进犯，威胁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在包头设立“伊克昭盟公署”，多次派遣特务威逼利诱伊盟王公降日附逆。面对纷纭复杂的形势变幻，针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和扶植德王傀儡政权的险恶用心，党中央多次发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所给予蒙古人民的命运，不是蒙古独立自治，而是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毛泽东主席在接见蒙古族代表时反复告诫，蒙古民族只有同中华各民族一道驱逐日寇，解放全中国，才能取得本民族的统一和解放。党中央、毛主席高屋建瓴，指挥若定。先是电令高岗率八路军骑兵团北出东西乌审、鄂托克旗一带，以镇定人心，联络各旗，开展游击战，保卫三边。接着成立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绥蒙工委），进驻鄂尔多斯地区抗战一线。1938年11月成立中共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伊盟工委），与中绥蒙工委一起进驻桃力地区，领导鄂尔多斯地区的抗日斗争，团结蒙古民族上层，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筑起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屏障。中共乌审旗工委在革命斗争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党员队伍，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到1940年，已建立起掌高图、大石砭、巴图湾、乌拉尔林、郭其子壕、西排子地6个党支部，发展党员40多名。党的组织和党员成为乌审旗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线的中坚力量。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虽未踏足乌审大地，但侵略魅影始终笼罩在乌审上空。乌审旗王府，也由抗战初期的爱国容共转变为彻底倒向国民党，发展反动武装，谋害进步人士，进攻解放区，并向设在包头的伪伊克昭盟公署派驻代表。随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掀起，形势的恶化，中共伊盟工委在1941年春天被迫撤销，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在党组织普遍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中共乌审旗工委作为鄂尔多斯地区当时仅仅保留下来的两个旗县级工委之一，努力开展工作，借助靠近陕甘宁边区的优势，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动摇，巩固发展根据地，策动领导民族革命武装起义，逆势奋进，在坚持抗战、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团结抗战中的乌审旗

抗日战争期间，党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和各方面的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齐心协力赶走侵略者，实现全民族解放。中共乌审旗工委通过卓有成效地开展民族上层工作，为巩固党在民族地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书写出精彩的篇章。西协理奇国贤和哈屯特古斯花等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为革命献身出力，成为凯模。

奇国贤（蒙名道布庆道尔吉），男，1909年生于乌审旗沙尔利格伊克库伦台吉家族；1935年任乌审旗保安团副官，1937年任记名协理，1939年任西协理。

奇国贤虽生在台吉家庭又任有王府官职，但他能体谅贫穷牧民的疾苦，思想进步，成为我党早期统一战线工作对象。随着日寇对华北的践踏和全国抗日情绪的高涨，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更加深刻变化。特别是1936年2月来到思佳坬，张爱萍、曹动之等向他介绍了共产党、红军的革命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很是认可。回到乌审旗，他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动配合开展地下工作。1938年7月，奇国贤访问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使他深受感动，受教良多，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奇国贤同共产党密切往来，时时处处为共产党活动开绿灯，并积极协助中共乌审旗工委建立地下交通站，推动开展西乌审的抗日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乌审旗东协理、国民党少将奇玉山的惶恐不安。国民党把奇国贤列为暗通红党、勾结八路的重点监视对象。奇玉山当了护理札萨克和警备司令后，仇共反共更为猖獗，谋害奇国贤的步子加快。他一面大肆宣扬奇国贤把西乌审送给了共产党，制造“西乌审被八路军染红了、赤化了”的舆论，一面集密谋策划、走卒打手于一身，加害奇国贤。他派人伙同驻扎乌审旗的国民党特务潜伏在奇国贤居住地大圐圙附近暗中监视并收集证据。1942年10月，获得奇国贤与中共相互往来的情报后，立即呈报中统局，同时报告了国民党伊克昭盟守备军（简称国民党伊盟守备军）总部司令陈长捷。陈长捷随即决定利用绥境蒙政会沙克都尔扎布委员长11月4日召开绥境蒙政会议的机会，诱捕奇国贤。奇国贤一行刚刚离开旗府，奇玉山便迫不及待地给陈长捷发出密电。11月2日，奇国贤到达札萨克旗。4日，国民党伊盟守备军司令部将奇国贤扣捕，随即转押东胜。

被押期间，敌人用尽各种刑罚，妄图使他供出中共乌审旗工委的组织及活动情况，但奇国贤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宁死不从。陈长捷亲自出马，许以蒙政会要职劝降，也遭断然拒绝。1942年11月13日，奇国贤被荷枪实弹的敌人押往东胜南门外刑场。望着路边含悲忍痛的乡亲们，他慷慨激昂地大声呼唤：“乡亲们不要难过，我奇国贤再过二十年，又是一个加汗加洛(蒙语小伙子)。我一定要和他们算账的，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三十三岁的奇国贤就这样英勇地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新中国成立后，民政部追认奇国贤为革命烈士。

奇国贤(1910年—1942年)

哈屯，蒙古语皇后、王妃、贵夫人之意。特古斯花是乌审旗第十一、十二任札萨克期间西协理朝克图敖其尔的小哈屯。共产党、八路军进入乌审旗后，她同情革命，支援八路军，支持侄子奇国贤跟共产党走，自己照顾八路军伤员，掩护西乌审部队指战员脱险，留下了为八路军伤员洗绷带、送牛奶和冒着炮火上前线给八路军送酸奶等许多动人故事，成为革命战争年代乌审草原上蒙汉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有力见证。

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在两年内要消天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以当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为由，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以后，西乌审地区由共产党领导，奇金山、王悦丰率领的革命军队驻扎在西公商。东部乌审地区仍为国民党统治区，以奇玉山为首的东乌审部队占据王府和军队营盘，经常向西乌审根据地发动进攻。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护西乌审根据地和蒙古民族革命武装，贺晋年率领的八路军警三旅派部队到西公商和沙尔利格庙一带驻防。1944年夏，奇玉山率部攻击西乌审，对朝岱大库伦进攻，八路军立即发起反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有不少战士在战斗中受伤，部队领导将27名重伤员送到西公商的一间大房子里，等待从陕北过来的担架队接回边区治疗。那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加之又要防范国民党军和东乌审部队的袭击，等担架队来一等就是四、五天。这期间，特古斯花哈屯不顾祖先留下的禁忌和蒙古族妇女不能给外人洗带血衣物的习俗，亲自给伤员洗绷带，带头帮助护理受伤的指战员。每天，她还亲自把挤好的新鲜牛奶送到伤员房间，让他们喝了尽快恢复体力，疗伤康复。八路军伤员们深受感动，都敬称她为“我们的好大妈”。

1945年8月3日，奇正山（奇玉山二哥）带领东乌审部队再次进攻西公商，在离西公商五、六里的郭尔碧敖包设立指挥部，倚仗着刚刚从国民党那里要来的一门迫击炮，疯狂轰击八路军在西公商的阵地。奇正山原以为炮声一响，就会吓跑八路军，哪知从一早到中午，英勇的八路军不仅没有离开阵地半步，指战员们迎着炮火给敌人以勇敢反击。看到战士们毫无畏惧地顶着烈日不吃不喝战斗，特古斯花把家里两大缸酸奶盛在木桶里，叫一家人挑上，自己也提了一奶桶，冒着呼啸的枪弹炮火，送给战斗在前线的八路军战士。炎炎夏日，喝到清冽甘醇的蒙古酸奶，解渴又充饥，战士们体力得到补充，精神得到鼓舞，战斗力得到提升，更狠更准地打击敌人，让奇正山不得不无功而退。

（二）共产党促成“伊盟事变”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暴发后，在归绥正式成立的直属国民政府的绥远省境内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境蒙政会）迀到札萨克旗新街，国民党以设在榆的“绥远省境内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控制绥境蒙政会的活动，增设伊克昭盟保安长官公署等党政军及持务机关，派出大批国民党专员、特务控制鄂尔多斯七旗各级政治、军事机关，严密监视王府和：各阶层的言行和动向，干涉旗政，强迫王公和保安部队的蒙古族官兵加入国民党，成立了“桃力民办事处”和“达拉特旗民众组训处”，加紧推行“保甲”制度。在东胜，设立了伊克昭盟守备军总部，在总部先后下设3个警备区，设立了12师级司令部，编组了31个团级建制的地方武装。

国民党当局的压迫，激起了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的强烈愤慨。白音仓的被杀，则成为“伊盟事变”的导火线。白音仓时任国民党绥蒙党部特派员、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军需处长等要职。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安插和拉拢盟旗各机关国民党特务，形成利益集团。各机关大小事务，不经过白音仓集团便办不了，其势力越来越大，野心越来越膨胀，频频插手盟旗地方事物，残酷压迫百姓，民愤极大。1943年2月19日，白音仓在从榆林返回札萨克旗的途中，被札萨克旗保安队几个士兵击毙。国民党军骑兵第七师的一个连，开进距离札萨克旗王府30里的伊金霍洛，意在武力威胁。

1943年3月26日，扎萨克旗发生反抗国民党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强行开垦草原，横征暴敛，扣发保安部队军需和口粮，反对国民党欺压的武装暴动，札萨克旗保安队发动起义，扣捕了国民党绥蒙党部主任特派员等40余人，捣毁了国民党党部及特务电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反对开垦蒙地；反对在蒙地驻兵；减轻派购军粮；按月发放保安队粮饷的要求，史称“伊盟事变”。

“伊盟事变”发生后，国民党调骑七师一个团开到扎萨克旗新街镇并进攻王府，逼迫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简称沙王）率部撤向乌审，遁走毛乌素沙地。国民党当局还立即停止了沙王绥境蒙政会委员长和伊盟盟长的职务，并指令陈长捷、何文鼎调伊盟守备军骑7师、26师对起义军民进行追剿镇压，同时对伊盟各旗进行全面武装打压。困境中，沙王向共产党提出救助。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中接见了沙王的代表和乌审旗起义代表，坚决支持扎萨克旗和乌审旗人民的正义之举，并给予具体援助。后来，在1945年中共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主席将“伊盟事变”谴责为对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

沙王撤到西乌审后，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从抗日大局出发，一面支持事变中军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国民党对蒙古族人民进行武装镇压；一面坚持团结抗日，主张和平解决“伊盟事变”，并迅速对支持帮助沙王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在大石砭成立了沙王接待处，有三十多人组成，由赵通儒和曹动之负责，从政治、军事和粮食、枪弹、服装、经费等物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并派出骑兵大队配合起义部队共同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追剿。此时，国民党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也派秘书来接沙王前往鄂托克旗，这让沙王难以抉择。考虑到沙王当时的处境，赵通儒派曹布诚和沙王商定，将迎接沙王变成以“强迫带走沙王”的方式。于是，1943年5月8日夜晚，在共产党人的保护下，沙王进入西乌审解放区。

曹动之受党的委派，离开在乌拉尔林的中共乌审旗工委所在地，住到大石砭，帮助沙王出主意、想办法，应对时局。沙王和奇金山想派人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报告并请求援助。中共乌审旗工委及时帮助联系，并派员随同沙王派出的代表前往。经乌兰夫同志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向党中央汇报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沙王代表，明确指出对反对陈长捷、何文鼎的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的行动完全支持，并随即赠发40支步枪和3支短枪。

在帮助沙王和起义军民整顿和扩充队伍，做好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的准备的同时，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免起义军民遭受更大损失，建议沙王应迅速展开政治攻势，呼吁和平解决，争取社会同情与支持。沙王于5月12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控诉陈长捷、何文鼎以及国民党军队在鄂尔多斯的种种所作所为，提出解决事变的六项条件。

在长达4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共乌审旗工委模范执行上级指示，为和平解决“伊盟事变”做出了特殊贡献，使发生在札萨克旗的“伊盟事变”在乌审旗演绎成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怀支持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三边地委领导部署下、在乌审旗工委精心组织安排协调下，实现和平解决的圆满结局。“伊盟事变”的和平解决，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蒙古族各阶层中的影响，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

经过斗争和反复谈判，在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伊盟事变”，接受起义军民提出的要求，并将陈长捷撤职调离。

（三）中共乌审旗工委推动蒙古民族武装起义

为推动民族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40年7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拟定，中共中央处记处批准发布《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是中国共产党继1935年12月发出《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以来，又一个在系统、全面、深入研究蒙古民族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乡风领性文献。《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指出“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直接受日冠统治、压迫、侵略，并且他居住于中日战争极关重要之战略地带，是中国抗战必须争取的力量，所以蒙古民族在抗战中处于非重要的地位”，提出包括唤醒并提高蒙古民族坚决抗日的认识和信心；保证蒙古民族各项民主权利，并组织牧人、农民、军人丶学生、喇嘛等各种团参加抗日；帮助蒙古民族改善与提高其人民生活，激发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帮助蒙古民族实行武装抗日，组织与扩大其抗日部队，展开并坚持绥远敌占区的游击战争；改善各民族间的关系，巩固抗日团结等党对蒙古民族工作的九项基本政策。蒙古民族革命武装的建立，提到全党的重要工作日程，也成为中共乌审旗工委的重要工作任务。

发生在1943年4月的西乌审部队武装起义，既是“伊盟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由“伊盟事变”导火直接引爆的。但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长期以来对蒙古族人民的欺压迫害和奇玉山追随陈长捷的助虐下的结果，更是奇金山（蒙古名哈墨诺拉）为代表的革命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政策和主张，向往革命，追寻正义，走向光明的结果。

奇金山(1894年—1945年)

1939年，国民党军将乌审旗保安队扩编为西蒙抗日游击队骑兵第一支队，并保留了保安队建制，下设两个大队、四个中队；奇玉山为支队少将司令，札萨克特古斯阿木古郎兼任保安司令；奇金山为第一大队大队长，王悦丰为四个中队长之一。

1940年，特古斯阿木古郎王爷去世，奇玉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更加积极追随陈长捷。1942年11月，他伙同国民党伊盟保安司令部密谋杀害了西协理奇国贤，继而将主张抗战、同共产党来往密切的奇金山视为继奇国贤之后的又一个心腹大患。1943年2月22日，乌审旗召开例行的开印大会，奇玉山以勾结红党之名，将旗保安队中队长王悦丰削职为民；3月间又罢免了奇金山旗保安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职务。他还请来国民党军教官训练保安队，蒙古族战士挨打挨骂，甚至被逼迫低头从跨档下钻过，受尽欺侮，怒火中烧。陈长捷又火上浇油，给乌审旗摊派骆驼100峰、军粮3000石，这对自己吃粮都靠换靠买的牧区牧民而言，简直更是雪上加霜。此时，奇金山提出投向革命，进行起义的想法。中共乌审旗工委认真研判后，予以充分肯定，及时联系，支持磋商，达成默契。中共乌审旗工委的大力支持，进一步坚定了奇金山的起义决心。中共乌审旗工委又派人进入西乌审部队，帮助谋划引导，并调遣部队靠近奇金山部队予以配合。

就在这时，“伊盟事变”爆发，沙王到乌审旗向共产党求援。日久柴干、烈火燃至。1943年4月6日，奇金山召集西乌审保安部队军官会议，商定起义。中共乌审旗工委书记徐子猷应邀到会指导。接下来的几天，奇金山的部队占据王府，收缴电台，抓捕特务、国民党党部成员及其各路军政人员，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之徒。迫于大势，奇玉山被迫表示随同起义。中共乌审旗工委负责人徐子猷、曹布诚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释放国民党人员、归还用品、礼遇出境；对奇玉山不抓不撤，争取其站到人民一边。

接着，西蒙抗日游击队与乌审旗保安总队合并，改编为乌审旗保安司令部，奇玉山继续担任任司令；下辖四个团，奇金山为第一团团长、王悦丰为第二团副团长。

部队起义后，遭到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乌审旗沙丘起伏连绵、水草滩地相间、沙柳灌丛遮掩，加之没有道路、少见村庄，国民党部队进剿缓慢，一个月后才进占王府。奇玉山与围剿起义部队的国民党师长何文鼎原本就是磕头弟兄，在何文鼎占据王府后立即倒戈易帜，反手参与到国民党围剿奇金山部队的行动中，并派兵到朝岱滩将奇金山家的房子、牲畜棚圈全部烧毁，并赶走全部牛羊。奇金山率部冲出重围向西撤退，进入陕北解放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第九团在沙尔利格、巴图湾和城川一线布防，曹动之率领的骑兵大队与西乌起义部队并肩英勇战斗，给奇玉山部以沉重打击，取得了胜利。在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帮助下，西乌审部队这支鄂尔多斯地区最早起义革命的第一支蒙古民族武装，起义成功并站稳了脚跟。

党对西乌审这支起义的蒙古民族武装十分关心。1944年8月，奇金山到延安参观学习，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教诲，思想觉悟大为提升。从延安归来，他更加主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要求中共党组织给西乌审部队派任指导员，对部队进行整顿；学习八路军，实行官兵平等民主制度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己生产解决部分给养。整编后的起义部队称为八路军乌审骑兵团，团长为奇金山、副团长为王悦丰、乌力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义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第一支蒙古民族革命武装，成为乌审西南部革命根据地重要的革命军事力量。

奇金山不幸遇害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支持奇金山起义的正直有威的副团长王悦丰接任司令员，奇金山的长子公格任副团长，派共产党员李振华、孙润华、云生祥、罗德干等直接到部队帮助和指导工作，并为西乌审部队划拨军衣草料等，解决部队实际困难。同时，安排曹动之部严密注意东乌审奇玉山部队的行动，严防再次袭击。乌拉尔林事件后，面对和瓦解叛乱，党组织又增派政工、军事干部到部队，及时粉碎敌人阴谋，清理异己，稳定军心。

1947年5月，伊克昭盟蒙汉支队成立，西乌审部队被编入蒙汉支队第二大队，并保留了西乌审保安司令部建制；1948年3月，伊克昭盟蒙汉支队改编为伊克昭盟自治支队；1949年7月，成立伊克昭军区，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伊盟工委的领导下，保卫城川、围“榆（林）”打“马（鸿逵）”，配合主力部队，护卫西乌审旗革命根据地，进入三边地区战斗，参加到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行列。1948年初，中共伊盟工委分为伊东、伊西两个工委。经过“三查”整党整军的西乌审部队跟随伊东工委解放神山、出击达拉滩、打下耳字壕、攻克东胜，在新街成为伊克昭军区成立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长为一支党领导下的多民族干部战士组成的重要武装力量，为民族地区革命武装发展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奇金山，是献身抗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1945年春节前，在定边驻防的我边区部队邀请奇金山到定边欢度春节。这时，部队的连排长和大多数战士已回家过年。奇金山考虑到当地牧民春节期间都要到团部来拜年的习俗，觉得如果他去定边，牧民们来了就无人接待。同时，又想到部队正在受奇金山的部队围攻，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他留在部队，对稳定军心十分必要。于是，就决定让副团长王悦丰代表他去定边，自己留守在团部过年。奇玉山得悉情报后，派手下连长乌拜等人带了四、五十名骑兵，悄悄渡过无定河，偷袭西乌审团部。1945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四）夜里，偷袭的匪徒们残暴地杀害了奇金山，一代英雄血染无定河。

奇金山被害后，在乌审旗家乡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分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和奇玉山的残忍狠毒，寄托对一代英雄的无限哀思。

1945年5月2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中共乌审旗工委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1000余人齐集大石砭庙，沉痛悼念这位草原人民的优秀儿子。家乡各族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和奇金山谋杀抗日民族进步人士的罪行表示切齿之恨，愤怒声讨，誓言要继承奇金山遗志，为抗日救国、争取民族平等和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为失去这样一位坚定的蒙古民族革命者、优秀的蒙古民族指挥员而痛感惋惜。

5月4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留延蒙古人、蒙古同学会等在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举行追悼奇金山团长大会，乌兰夫（云泽）主祭，他高度评价奇金山光辉的一生，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和奇金山残酷杀害蒙古民族进步人士和革命同志，破坏抗日救国事业的反革命罪行，号召蒙古民族人民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族平等的新中国而奋斗。

（四）有坚定共产党人信念的那顺德力格尔

那顺德力格尔（那素滴勒盖、汉名雷寿昌），生于1896年，乌审旗花儿滩人。土地革命时，他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促进同边区往来，与高岗等中国共产党人结为盟兄义弟。1938年春，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意见，那顺德力格尔到蒙旗独立旅（后改编为新三师）任骑兵营长，参加抗战。1941年初，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那顺德力格尔被逼迫离开新三师，由乌审旗工委曹布诚同志陪同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和高岗、贺龙等几次看望他，和他促膝谈心。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他被选为参议员，同时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担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蒙古文化促进会副会长、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和延安民族学院蒙文教授等职。1943年7月31日下午，那顺德力格尔因病在延安逝世。

那顺德力格尔(1896年—1943年）

那顺德力格尔逝去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他的后事，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做出修建那顺德力格尔纪念堂、给家属发唁电并发抚恤金、举行隆重追悼会、边区党政机关下半旗致哀等八项善后决定。

那顺德力格尔的追悼会，是延安多少年来最隆重的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各机关团体和朱德总司令等敬送了挽联。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高岗、贾拓夫、乌兰夫等出席讲话，在延安的党政军机关1000多人参加。1943年8月1日到12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出有关那顺德力格尔逝世消息、那顺生平、那顺遗言、追悼信息、领导悼文等9篇，除1篇在第2版，其余8篇均在第1版刊出。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那顺德力格尔充分肯定，指示隆重纪念那顺德力格尔，彰显出党对少数民族同胞中革命者的高度重视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乌审旗成功实践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反映出乌审旗在抗日战争中保卫陕甘宁边区、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战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解放日报》刊文影印件

1943年7月，那顺德力格尔病情加重，自料将不久于人世，他以一生奋斗之感悟撰写遗言，强忍病痛几番修改，留下了感人肺腑的那顺德力格尔委员临终遗言。7月25日，著名的《那顺委员临终遗言》定稿。那顺德力格尔遗言以坚定地革命信念开头：

中国抗战六年了，相信日寇一定要失败，中国一定要胜利，我们蒙古民族也一定要得到解放。”接着，他告诫蒙古族同胞，要认清日寇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打败日寇，蒙古民族必然灭亡。

国民党反动派历来压迫蒙古人，不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蒙古民族永远不会翻身。要打倒日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压迫，蒙古民族内部要团结，形成坚固的革命阵营，坚决反对认贼作父出卖民族利益的蒙奸。要打倒日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压迫，靠蒙古民族自身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与中华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并需获得先进革命力量的帮助和指导。

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先生，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边区，是唯一能够指导和帮助蒙古民族解放的力量。共产党奋斗的方向是全中国人民奋斗的方向，也是真正解放蒙古民族唯一方向。

他认为：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现在所走的道路是死路，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只能给我们奴役与痛苦，只有共产党能给我们光明与幸福，共产党必将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途，也必能指导我们蒙古民族真正获得解放。

他说：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蒙古民族的解放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蒙古同胞都必须牢牢记住，并须坚决拥护共产党并接受共产党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帮助和指导，以求得蒙古民族的解放。

他最后写道：这就是我奋斗30年根据切身经验所坚决相信的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愿我蒙胞共喻共信之。

那顺德力格尔弥留之际发出的肺腑之言，对党之坚定信念、向党之忠心赤诚，唯中华一体之同命共荣，有如今日撰就，读来令人感佩。

《那顺委员临终遗言》影印件

（五）民族区域自治先行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和逐渐形成的时期。1938年9至11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讨论了少数民族工作，提出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自治政策。1940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中央书记处批准，发布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提出党在抗日战争时民族工作的具体政策和任务，指出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必须与中国革命结合才有可能。1941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具体提出了“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实行蒙回民族和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按照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的要求，中共乌审旗工委在南部根据地建设中，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着力探索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和开展革命工作的方法途径，这些创造性的具体实践，推动了政治和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从乡政府到“抗联会”

1943年冬，中共乌审旗工委就在尔林川、沙日塔拉界组建起两个乡政权，俗称蒙古乡政府。1944年8月，又在5个保上设立联保办事处，办理西乌审行政事宜。12月，西乌审地区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乌审旗蒙汉抗敌联合会（简称“抗联会”），奇金山兼主任。1945年3月，“抗联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奇福禄为主任。抗战胜利后，“抗联会”更名为乌审旗蒙汉自治联合会。

按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要求，“抗联会”积极探索实践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调查户口、牲畜数量，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生产互助，调整政策、救济贫困、排解纠纷，发展党组织，建立民兵队伍，兴办文化教育，开展群众工作，成为事实上的地方政权组织。

“抗联会”这一党领导的新型政权形式，有效地推动了地方建设和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走在陕甘宁边区前列。1942年12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所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表扬了巴图湾的水利建设。1944年8月，乌兰夫考察乌审旗工作，对乌审旗工委和“抗联会”的工作给以很高的评价。1946年，延安的《解放日报》又对巴图湾的水利建设成就做了专门报道。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巴图湾水电站，成为鄂尔多斯地区境内第一座上网供电的水电站。

（2）建立党领导下的鄂尔多斯地区第一个毛织厂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1944年，三边一带春寒秋冻酿成灾害，鄂尔多斯地区南部根据地也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共乌审旗工委与“抗联会”遵照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积极组织军民开展生产自救，渡过难关。在扩大党的影响的同时，自治政权的组织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轻工上，乌审旗工委与奇金山共同出资，在大石砭建立了一座小型毛织厂，任命其劳（蒙古族）为厂长，以纺毛线、织毛布为主业，发动党政军干部家属和当地妇女参加生产。这是党领导下，在鄂尔多斯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民族轻工生产场所。

农牧上，乌审旗工委与“抗联会”实行的扶持农牧业、救济贫困户等政策，深受广大贫苦民众的欢迎，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牧业的恢复发展。在河南牌子地、深海子、红境滩、大小石砭，让群众种植经济作物，疏通了金融，带动搞活了农牧经济。

商业上，曹布诚带领乌审旗工委其他同志，在波罗霍少庙以“边客”的形式建立了一处商店，商号“广发东”，用烟酒糖茶布匹交换绒毛皮张，广泛联络各阶层蒙民，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旗工委活动筹集了资金。

贸易上，乌审旗与鄂托克旗积极发展同三边地区的物资贸易，输出马匹、肉食、皮毛、盐等重要物质，支援了边区，活跃了双方经济，缓解了经济封锁带来的物资匮乏。

中共乌审旗工委与“抗联会”领导的农工商贸齐发展，不仅有效解决了根据地的运转支出和生产生活的燃眉之急，也促进了民族团结，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民族地区的试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3）创建党领导下的鄂尔多斯地区第一所小学

1944年冬天，中共乌审旗工委以“抗联会”的名义在工委所在地附近的王窑湾办起一所小学，委派刚从三边公学院毕业的学员张子直挨门挨户宣传动员，说服周边40多户人家给孩子报名，其中蒙古族10多人，汉族20多人。乌审旗工委和“抗联会”决定汉族学生费用自理，蒙古族学生费用、包括伙食书本等由边区政府和“抗联会”支持供给。学校借用两间土房，白天当教室盘腿坐在火炕上课，晚上作宿舍挤在火炕上一起睡觉。没有纸张，就用自制的沙盘练习写字。虽然条件极其简陋，但设有语文、算术、政治等多门课程，教唱歌、上体育，课余和周末还拾粪捡柴，自己动手解决取暖做饭用燃料。学生们一边上学一边收集东乌审和国民党反动派地方武装骚扰根据地的情况，随时向旗工委报告。校董事会和家长会定期召开，校务、经费使用公开。老师上心、学生用心，到春节放寒假前的两个多月里，学生们最多的学会了四、五百字，最少的也认识近百个字，所学课程都能熟读，农牧民家长非常满意。学校上课也吸引了周围老乡，有些年轻人扒在窗外一边听看一边在手上写画，逐渐产生了学习文化的兴趣和欲望。旗工委就在学校附近办起六处“农民夜校识字班”，多的有二三十人、少的也有十几人，一个冬天下来，这些年轻人不仅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也认会了三四百字、有的还能读报甚至写简单的信。

1945年农历正月底，学校正式挂出了“乌审旗抗联会小学”牌子。牌子亮相，学生更多了。旗工委和“抗联会”将学校搬到大石砭，使用了旗工委原来在毛织厂的8间房，配备了汉语、蒙语老师，实行分班上课。学校在办学上，采取灵活的方法，农牧生产忙时就放假，让学生回家帮忙，大忙过后再回来继续开学上课。学校还组织学生到各村宣传革命形势，帮助军烈属、孤寡老人劳动，利用春节为老乡演出编排的文艺宣传节目，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1945年春，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处处长乌兰夫来乌审旗考察，称赞乌审旗兴办小学，切实解决贫穷的农牧民子弟上学的困难，让穷苦的农牧民子弟第一次坐进学堂，是民族地区革命工作的一个创举。

1946年后半年，国民党单方面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内战，胡宗南、马鸿逵二十多万兵力围攻延安，乌审旗常受骚扰，乌审旗抗联会小学才被逼停办。

乌审旗抗联会小学，是党领导下在鄂尔多斯地区创办的第一所小学，使贫苦农牧民子弟第一次跨进校门，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有70多名蒙汉学生入学学习，大多数达到了小学文化程度；一批农牧民走进夜校，提高了文化素养和政治觉悟。乌审旗抗联会小学不仅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生关系、管理制度等方面从根本上区别于旧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更是独树一帜，学生们不分蒙汉民族，亲如兄弟。特别是中共乌审旗工委和抗联会对学生的免费政策，让贫苦的蒙古族同胞切身体会到共产党关爱照顾少数民族的诚心，他们在表达感激之余，积极支持孩子走上革命道路，不少学生成为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鄂尔多斯地区建设与发展的骨干。乌审旗抗联会小学，更是以党在鄂尔多斯地区创办的第一所小学，载入了史册。

（4）《英雄赞歌》里的鄂尔多斯民歌元素

烽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战士驱虎豹

舍生忘死保和平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1964年，记述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英雄儿女》上映，主题歌《英雄赞歌》很快唱响祖国大江南北。人们知道那激昂的旋律出自著名的作曲家刘炽，家喻户晓的《我的祖国》（《上甘岭》主题歌）、久唱不衰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祖国的花朵》主题歌）都是出自这位大家之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英雄赞歌》里的鄂尔多斯蒙古民歌元素和刘炽与乌审旗的缘源。

《英雄儿女》拍摄制作后期，刘炽拿到了著名词作家公木先生所作的主题歌《英雄赞歌》歌词，深深地为激情、豪迈、波澜壮阔的歌词所打动，一心要让曲调与歌词相得益彰，为歌词锦上添花。他搜寻着脑海中的音乐记忆，一时难以找到理想的借鉴。看着歌词画面一幅幅闪过，突然间，一串激越灵性的乐符跳了出来，这就是蒙古族民歌《巴特尔陶陶呼》。

原来，1940年1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诗人、文化。”不久，延安成立蒙古文化促进，吴玉章任会长，促进会宗旨在发展蒙古民族新民主主义文化，团结蒙古族同胞共同抗日。1940年12月初至1941年4月上旬，为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蒙古文化促进会联合组织蒙古民族文化考察团，时任陕北公学蒙古青年队指导员的王铎同志作为团长，带领鲁迅艺术学院、少数民族工作队和陕北公学的由雕塑、书法、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等10名专业人员组成的蒙古民族文化考察团，深入鄂尔多斯牧区收集民歌、民间故事、窗花剪纸等，了解牧民生活习惯和民族风情。刚从延安鲁艺音乐系毕业、身为音乐室研究生兼助教的刘炽，跟随王铎到鄂尔多斯地区考察采风。

这次为时三个多月的草原之行，大部分时间是在乌审旗度过的，一位叫阿腾花的蒙古族阿妈教会他《巴特尔陶陶呼》。阿腾花是乌审旗方圆百里有名的歌手，在三弦四胡的简单伴奏下，这首赞颂蒙古民族英雄的民歌被她唱得气势磅礴，刘炽听得敬仰备至，印入心田。凝视着《英雄赞歌》歌词，回旋着《巴特尔陶陶呼》曲调，英雄浩气的旋律顺势流出，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之后，刘炽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又情不自禁地为每段主歌词后加上“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四句副歌，将心中澎湃之情、激荡之律完整地表现出来，留下了《英雄赞歌》这首融入鄂尔多斯民歌元素的气势豪迈的传世佳作。

王铎（1912年—1997年）

刘炽（1921年—1998年）

（5）承载民族团结军民情深记忆的“八路榆”

在乌审旗苏力德苏木沙尔利格嘎查，有一片茂盛的榆树林，占地面积约3300平方米。树林由南北两块组成，南部10棵、北部28棵；树龄约在70-80年之间；最粗的树围2.4米,高度大都在30米以上。每逢夏秋，绿树成荫，为乌审草原增添了独特的景观，吸引游人纷至沓来。原来这是一片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与当地蒙古族牧民共同栽种下的记录民族团结、军民情深的榆树林，也被亲切地称为“八路榆”。

沙尔利格嘎查位于毛乌素沙漠腹地，地貌多为沙丘，怎么会长有这么一片高大的榆树林呢？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党组织就将革命种子播撒在乌审草原。那个时候，曹动之、郝登鸿、白汉臣等一批共产党人先后来到沙尔利格一带，以打工牧羊、买卖商贩等身份，广泛结交蒙汉朋友，宣传党的政策，将这片草原开辟成受革命影响最早、最深的地区之一。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1936年5月，红军西征解放了定边、盐池后，西乌审发展成为陕北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国民党在陕北和鄂尔多斯地区驻军把乌审旗南部根据地视为心头大患，极力怂恿支持国民党反动势力在乌审旗的代表、乌审旗保安司令部少将司令奇玉山袭扰西乌审根据地。1944年，奇玉山不顾我党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政策，向西乌审发起进攻，并占领了沙尔利格。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三边地委得到奇玉山占领沙尔利格的情报后，为了有力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反动势力，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正义立场，立即派出贺晋年任旅长的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简称警三旅)进行反攻。奇玉山虽然号称国民党的少将司令，但其部队不过是王府保安部队，根本不堪一击。警三旅很快收复了沙尔利格，并留驻部分兵力，予以守卫沙尔利格，保护西乌审革命根据地。

警三旅驻留期间，八路军官兵纪律严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当地百姓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民族团结，军民情深。每日训练备战之余，指战员们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团结抗战的革命道理，总是为蒙汉群众担水扫院，放牧耕田，帮助劳作，深受老百姓欢迎和喜爱。大家常常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叙情意，军民共同憧憬战争胜利后的美好未来，共同在沙尔利格亲手栽种下这片“八路榆”。

如今，在革命先辈鲜血浇灌的乌审草原上，郁郁葱葱的“八路榆”既是乌审旗红色革命中民族团结、军民情深的又一历史见证，也是今天进行红色革命传统教育的鲜活载体。种树的前人虽多已故去，但乘凉的后人赓续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