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学习强国
2024-08-12 16:25
九十年前，红军从红都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二万五千里的征程，揭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红军不仅对内开展宣传工作，也向国民党官兵、地主、商人等群体开展统战宣传。为了解决长征所面临的军事、生存危机，并开展沿途的群众工作，红军积极开展统战宣传，有效传递自身主张，动员党外群众参加革命，提供了一个以统战宣传团结动员党外群众的成功案例。
遵义会议前的统战宣传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月，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在苏区周围布置的四道封锁线，并渡过乌江，化解了将红军扼杀在江西、湖南一带的企图。这一时期，为解决军事危机，红军向粤军将领陈济棠开展统战宣传；为解决生存危机，红军向乌江畔的苗族群众开展统战宣传。
1934年秋，在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下，苏区的斗争形势逐渐危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西突围。蒋介石布置了四道封锁线，要求“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1934年七八月间，蒋介石以加强“围剿”力量为由要求陈济棠的粤军前往江西，组成第一道封锁线，然而，其真实目的在于借“剿共”名义让粤军与红军相互残杀，从而既消灭红军，也削弱粤军。陈济棠深知蒋介石这种手段，但迫于实力差距，只得消极应对，一面让粤军第七师进驻江西寻乌前线，要求部下不能随意向红军开枪，一面派出一位李姓密使，拿着他的亲笔信潜入瑞金，寻求与红军接触。朱德、周恩来接到信后，认为陈济棠有争取的可能，遂决心利用蒋陈矛盾，开展统战宣传。不仅在回信中强调了1932年苏维埃政府的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而且通过派人化装潜入、阵地喊话等方式向陈济棠本人和粤军各部传递“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同胞不要互相残杀，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揭示蒋介石以“剿共”为由削弱粤军的阴谋。1934年10月5日，双方在寻乌县罗堂镇进行秘密会谈，参加谈判的粤军代表严应鱼对红军代表何长工说，“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的和平协议，粤军还给红军赠送了食盐、子弹等物资，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封锁线。
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红军于1934年12月24日到达贵州苗族聚居区，为横渡乌江进行准备。为了争取少数民族支持，顺利渡过乌江，第一师巡视团主任萧锋派出宣传队，在“街墙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援助少数民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标语”。此外，他深入苗族群众中，讲述红军与少数民族的“鱼水关系”，“红军是革命的队伍，人民的队伍，是鱼，有了人民这样的水，才能自由来往，生存下去，离开了人民的水，就变成了涸辙之鲋，怎么也不行了”。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带领战士“每到一地除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访贫问苦，打土豪、分田地，把地方军阀剥削来的不义之财，散发给干人（云贵高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穷人）”，在无声的宣传中展现出“红军官兵平等，不吸鸦片烟，处处维护穷人利益”的形象。经过上述宣传，苗族群众对红军的认识大幅改变，“纷纷将粮食、鸡、鸭、鱼、鸡蛋、菜干等拿出来，送给住在自己房子的部队”，缓解了红军生存危机，同时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其中一名叫杨和钧的青年写下《板壁上的指南》一诗，指出“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因为板壁上有农民的指南”“劳苦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夺政权”。
遵义会议后的统战宣传
1935年1月，渡过乌江的红军进入遵义城，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也开启了党内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在此之下，反对“关门主义”，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为长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共识，比如陈云在《红星》报上发文提出注重统一战线的问题，“能否真正把握住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就决定于我们能否正确地运用广大的统一战线”，“在组织群众工作上，我们也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从此开始，红军的统战宣传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不仅扩大了向国民党军官兵、少数民族群众的宣传范围，也开始对代表资产阶级的商人群体传递相互尊重、相互团结的内容。
1935年1月7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遵义城内的天主教堂召开群众代表大会，他对参加会议的商人们说：“你们生意人还是各自做生意，红军是公买公卖，不乱要老百姓一个钱的东西”“希望各行各业都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对那些年来压在你们头上，欺侮你们、剥削你们、压迫你们的人进行斗争”，并颁布了保护中小商人、保护商业的政策。1935年1月1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要求对商人“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以免红军在决战中造成更多新的困难”，强调“极端审慎地向商人捐款，没有证实进行反革命活动来破坏军事行动的商店，不能没收”，这些宣传让商人们感受到了中共团结他们的决心，不仅和工农群众一起喊出“拥护共产党”“拥护苏维埃”的口号，而且积极恢复遵义城内的商业活动，无论杂货铺、百货店、书店、饭馆、酒楼，买卖十分兴隆，缓解了红军的生存危机。
离开遵义后，红军于1935年1月至4月间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了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为配合红军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开展了针对国民党军官兵的统战宣传。1935年1月29日，红军分三路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同时发布《白军士兵抗日六条纲领》与《告白军弟兄书》，不仅阐明国民党军士兵和红军士兵一样都是劳苦大众，而且提出“改良士兵生活和待遇，要求发清欠饷，反对打骂，反对法西斯的压迫与屠杀”，立足共同抗日表达“杀死不准抗日的长官，转变到真正抗日的红军中来”的主张。1935年2月18日至21日，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颁布《“湘江”政治部关于目前瓦解敌军的几项重要指示》，对统战宣传的方法进行规定，在宣传品投放上要求“大量散布宣传品到白军士兵容易看见的地点（如厕所禾草中，门板后面，破房庙堂等），在墙壁上写上动人的大字口号标语，并在火线上利用可能的机会进行喊话宣传”，在宣传内容上要求“应特别抓住贵州军阀苛捐杂税和种种压迫的事实以及他们在部队中生活上的痛苦（三年来不发饷），这两方面联系起来进行有力的煽动，指出当红军才是他们的出路”。“四渡赤水”期间的宣传产生了巨大效果，川康边防军第六师刘元瑭部下的手枪营二排排长庞云，在1935年4月的一次战斗中被红军俘虏，返回后向战友说道“红军不但不杀人，对我们还很客气。他们官兵服装一样，都在一起吃饭，营长、连长都不拿架子。如不告诉我们，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官”，这番说法在川康边防军内引起极大震动。
四渡赤水后，红军于1935年5月进入川西彝族聚居区，在此期间不仅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实现战略北移的目的，也开始尝试对少数民族的首领进行统战宣传，其中以彝族首领小叶丹最为典型。1935年5月22日，红军先遣队进入谷麻子地区，当地群众看见红军以为又是军阀部队来抢粮抢人，于是拦住去路并呼喊小叶丹四叔前来处理，时任先遣队队长肖华告诉小叶丹四叔红军的行动目的和民族政策，让四叔带话给小叶丹，如果红军可以通过彝族聚居区，刘伯承司令愿和其结为兄弟。彼时小叶丹所代表的“沽基”部落正与“罗洪”部落进行争斗，虽然他对肖华的话半信半疑，但为了获得外援，并且红军确实没有危害当地群众，选择与红军合作并举办结盟仪式。刘伯承听闻消息后随即骑马前往结盟地冕宁渔海子，结盟仪式很简单，“两碗清清的湖水，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把公鸡的嘴破开，将鲜血洒在两只碗里”，双方只要共同饮下这碗“结盟酒”就算结盟完成。刘伯承在结盟过程中向小叶丹讲述了革命的道理，反复强调彝族内部要团结，彝族真正的敌人是剥削、压迫他们的地方军阀等内容，句句说在他的心里。结盟后的第二天，红军就帮助除掉了危害当地的一批土匪恶霸，并在彝族群众中开展打土豪运动，小叶丹和彝族人民逐步相信“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仅在红军离开后坚持革命斗争，甚至将出生的幼子，男孩取名“红军子”，女孩取名“红军姆”（即红军女之意），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将红军遗留的物品保存下来。此外，还编了盼红军的歌曲在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传唱。
两河口会议后的统战宣传
接连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召开，重点讨论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要求红军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边新区。从两河口会议到抵达吴起镇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红军经过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但沿途少数民族群众在军阀的恐吓下听闻红军到来纷纷躲避，因此，统战宣传的重点在于重新赢得少数民族群众信任上。
1935年6月，红军离开两河口北进，向毛儿盖进发，7月1日抵达卓克基藏族聚居区。在红军到达的当天，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贾拓夫就带领红军战士深入当地，寻求与群众接触，他们严格尊重党的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不擅入老百姓家里，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藏民风俗，清扫街道，夜间露宿在自己临时搭的帐篷里”，并帮助藏民同胞解决他们的困难，建立瓦布梁子少数民族革命政府，让他们摆脱了被军阀压迫的命运。
1935年8月，红军到达毛儿盖，当地的藏族同胞在军阀欺骗和威胁下早已逃离，附近村庄几乎无人。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进入藏族地区，敌人最怕我们接触群众，只要我们一接触群众敌人的欺骗就会破产”，强调“现在藏族同胞离我们不远，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躲藏着，一旦他们了解到，红军是帮助藏族同胞求解放的，他们就会马上回来”。在此之下，红军战士一到毛儿盖就立马投入接触群众的工作之中，一些人到山里喊话，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另一些人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在与藏族同胞接触中，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习俗，一律不进驻群众的房子，坚决保护群众财产。战士李由所在的红军团当时驻扎在毛儿盖西五十余里的村庄里，为了营造良好的红军形象，取得藏族同胞的信任，面对“地里已有不少成熟的青稞，全团指战员没人动一粒”，在筹粮过程中“杨勇同志派民运干事和宣传队的同志请来了两位藏胞，并亲自和他们商量，征得藏胞同意，花了二十块大洋，将一块儿地的青稞买下，由我们自己去收割”。
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红二方面军也从1935年11月开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水獭铺出发，开始了长征。在红二方面军的统战宣传中，最著名的是对贵州开明地主周素园的宣传，开辟了长征期间统战宣传的新领域。
周素园，贵州毕节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和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在西南军政界有很高的威望。1925年，为了国家建设奔波多年的周素园看到军阀混战不断，心灰意冷，于是决定脱离政界，返回家乡。此后十余年间，他遍读中外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称作“红色秀才”。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攻占了毕节县城，红军战士在“打土豪”的过程中，发现当地一户地主家竟有着全套的马列理论著作，这让他们十分惊讶，连忙向王震报告，王震得知这是在西南军政界颇有影响力的周素园后，决定前往拜访。二人的谈话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周素园从“宣言”的内容、历史地位、自身感受等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阐释，王震听后大为震惊。他没有想到，老先生竟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理解得这样透彻，对其肃然起敬。这一情况也引起了贺龙、任弼时等人的注意，他们纷纷拜访周素园，并就抗日救国、社会建设等问题进行交谈，他们一致得出“周素园的确是一位思想进步、对国民党不满、同情红军的政治之人，对共产党和红军正在进行的革命事业寄予了很大希望”的结论，并吸收其进入红军队伍。在此后的长征中，周素园凭借自身威望为红军提供巨大帮助。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