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是一部不断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其中，全面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全面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各个方面实现了深入发展和纵深推进，为取得全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全面抗战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已经过了一定的发展阶段，既有成功的探索、有效的经验，也有重大的挫折、失败的教训。其中，尤以六届四中全会后形成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时间最长、影响的范围最广、造成的损失最大。“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导致主观与客观的偏离、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和重要任务，倡导从中国国情出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进一步深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进一步增强。

在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发展。毛泽东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并及时吸收全民族抗战的新经验，系统批判了教条主义错误，撰写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等作了系统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做了阐述，强调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曾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也正是在全面抗战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和理论概括，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认识从感性升华到了理性，并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

广大民众实现空前觉醒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归根到底要靠人去推动。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基所在。而人民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提高的，而全民族抗战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相互扶持、团结一心，才能在实力对比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取得战争胜利。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力量以及抗日战争的特点，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指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其中，“团结”是持久抗战的重要法宝，也是贯穿于《论持久战》中的一个核心词、关键词，“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广泛动员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由之路。中国人民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从而汇聚成了强大的抗日力量，并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全民族抗战唤起了中国人民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中国人民以其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极大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全民族抗战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族团结如此广泛。可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团结御侮的凝聚力。毛泽东指出：“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不仅有利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凝聚了强大的群众力量。

党员队伍得到极大锻造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深度的互动。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的强弱，会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力量越强大，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领导就越有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推进顺利与否，也会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越顺利，中国共产党自身也会渐入佳境、日益健壮。回顾历史，在“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不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遭受挫折，而且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力量也大为受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在会见外宾时说：“三十万人只剩二万五千人。这时我们就得到教训。长征走了一年，剩下的人不多了。”

全民族抗战是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全国性大党”的关键时期，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经受洗礼、得到锤炼，从而信念更坚、筋骨更强。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和积极的知识分子入党。1938年底，党员人数增加至50多万人。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121万人，初步形成了“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的组织格局，发展成为有着庞大的组织规模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全国性的大党”。同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强化对党员的理论武装，再加上全民族抗战中各种生产实践锻炼、军事实践锻炼等，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升。

伟大抗战精神孕育而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多种动力的共同支撑。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发展，是在稳定而持久的动力驱动下进行的，其中既包括实践动力，也包括精神动力。相对于其他动力而言，精神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更具基础性、浑厚性。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精神动力的重要来源，如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伟大民族精神进行交融互动而形成的精神成果、精神结晶，伟大抗战精神也是如此生成的。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不懈抗争中，在抗日战场血与火的苦难辉煌中，孕育、产生了伟大抗战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化资源。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在全民族抗战中的锤炼和升华，是对伟大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是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的重要里程碑。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赢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撑。同时，伟大抗战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伟大抗战精神中蕴含的文化因子、精神要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时至今日，伟大抗战精神已经化为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推动着中国人民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新境界。所以说，伟大抗战精神的孕育而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动力更充沛、文化基础更坚实。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