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5年第9期
2025-10-24 09:21
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和善于解决战略问题。回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难发现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准确判断、对大政方针的科学谋划、对具体政策的周密思考，特别是坚决推动和领导全面抗战，体现出他从全局角度、长远眼光把握抗日战争发展趋势和方向的战略思维。正如邓小平所高度评价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这场以弱胜强的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秘诀就在于“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深入总结和认真学习毛泽东推动和领导全面抗战的战略思维，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和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一、善于观察大势、谋划大事，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准确判断抗日战争的形势和进程，并据此提出全面抗战的任务和要求
审时度势是正确制定战略战术的基本前提。毛泽东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侵占整个中国，进而强调抗日战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必须在国内坚持全面的持久的抗战，并努力将之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机结合起来。
（一）准确判断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侵占中国的形势
早在1915年1月，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诱迫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两天后，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尚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对民族危难深感忧虑，经过深刻考察中日情况后断言：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中日“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9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联名发表文告，坚决主张抗日，并告诫国民党士兵：现在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把满洲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了。但是，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却昧于形势，打着“攘外必先安内，一统方能御侮”的幌子，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幻想着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蓄意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庄严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这是当时中国最早公开对日宣战的坚强声音，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图谋，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科学分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程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又相继炮制伪“满洲国”，占领热河，策划“华北自治运动”，觊觎绥远，侵略野心昭然若揭。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月12日，上海陷落，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鲜明提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再次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正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为什么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坚持全面抗战？关键在于他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认为这是中国战胜日本的必由之路。当时，国内对抗战局势的发展，出现悲观消极的“亡国论”、盲目乐观的“速胜论”等对抗日战争的进程缺乏认识的错误论调。为此，毛泽东及时撰写《论持久战》，勾勒出抗战发展演变的主要阶段，提出抗日战争必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化解了社会各界的茫然和困惑。根据这个研判，毛泽东进而指出，只要坚持全面的持久的抗战，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
（三）深刻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联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德日意等国泛滥成灾，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分别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九一八事变既是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扩张行动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局部抗日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美国实行中立政策，还是法英实行绥靖政策，目的都是以妥协或牺牲他国利益求得自身利益。因此，他指出，国民党政府寄希望于所谓的“和平谈判”，“倚靠某一派帝国主义反对另一派帝国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不仅要团结起来，而且要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紧密联合，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法西斯战争。1939年1月，毛泽东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所作序言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中国而战，也是为世界所有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而战。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也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站在全局的高度处理问题，做到既抓住重点又统筹兼顾，在坚持全面抗战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
尽管敌人在军事方面有很大优势，但不能用单纯军事的观点去看待抗日战争。毛泽东认识到，只要坚持全面抗战，发展统一战线，调动全民族的力量，形成“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持久作战局面，特别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
能否凝聚全民族力量，怎样凝聚全民族力量，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问题，也是对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个重大考验。蒋介石不顾侵略者的步步进逼，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与之相反，毛泽东倡导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将侵略者逐出中国。
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他在讨论过程中明确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为此，毛泽东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针对不同情况提出相应策略，包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等。
（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基本方针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虽然在抗日态度上有了较大进步，但对抗日民主运动仍有不少限制。可见，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打算放手发动群众，而是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他一再强调，“兵民乃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因此，他不仅主张全国军事总动员，而且高度重视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
为了把千千万万的民众汇聚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泽东高度重视宣传和动员工作。在洛川会议上，他强调：“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提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各级党组织通过发行报纸书册、印发传单布告等方式，把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应该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指导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才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形势。
（三）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对中日双方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分析比较。他的结论是：“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正是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毛泽东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中日双方优劣形势是可以转化的，应该树立抗日战争必将胜利的信心。他指出，只要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的论述，特别是一系列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争取持久取胜的战略战术，解决了抗日战争如何发展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在社会各界产生广泛影响。
三、善于冷静观察、谨慎从事，谋定而后动，做到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把握推动和领导全面抗战的工作主动权
为了配合全面抗战路线的实行，毛泽东提出一系列新的决策。比如，在经济上实施减租减息，在政治上推行“三三制”等。当然，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战争中最紧迫的现实课题。
（一）北上抗日战略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长征。其之所以成为战略转移，而不是搬家式的逃跑，关键就在于把北上抗日作为战略方向。直接目的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最终目的则是开赴抗日前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个主张。哪怕是在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紧急关头，仍然坚持“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重申红军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934年7月，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尽管他们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惨遭失败，但其为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起到了不容抹杀的作用。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战胜沿途自然条件的艰难险阻，克服党内出现的张国焘分裂主义，历经千辛万苦，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兑现了《北上抗日宣言》的承诺，为开创革命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针对八路军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分析说，日寇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而且，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广大人民存在，“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赋予其在抗日战争中的新使命，并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坚持的战略战术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游击战争理论，从而解决了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问题。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他专门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三）开辟敌后战场
在抗日战争中，存在两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战场：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在配合正面战场的同时，毛泽东针对日军兵力不足、后方空虚的弱点，作出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这不仅有力地钳制和歼灭了大量日军，而且逐渐成为抗击日军的主战场。
开辟敌后战场的决策与行动，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改变了战争的走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也由此发挥了独当一面的战略作用。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党的七大的军事报告中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的抗战中，“总计对敌大小战斗十一万五千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九十六万余名，俘虏敌伪军计二十八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敌伪军计十万余名，敌伪总共损失计一百三十六万余名”。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创造了遍布华北、华中、华南的解放区，解放人口近一亿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毛泽东推动和领导全面抗战的战略思维，鲜明地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水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围绕切实提高处理复杂问题、驾驭复杂局面的战略思维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副编审】
